从考古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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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考古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(坚持“两创” 铸就辉煌)

  戴向明

  核心阅读  

 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,是在中国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、绵延不断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。

  距今5000年左右至4300年之间,良渚呈现出向原始国家形态迅速发展的态势,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重要物证。

  距今3800年至3500年的二里头时代,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强势崛起,成为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标志。

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时强调,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、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,离不开考古学。要实施好“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”、“考古中国”等重大项目,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。

  从1万年前南稻北粟(黍)的农业起源,到定居生活普遍出现、区域文化特色凸显,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历经数千年发展。距今5500年前后,长江中下游、黄河中下游和燕山辽河地区,开始显露出社会分化的迹象。考古工作者在江苏张家港东山村、安徽含山凌家滩、湖南澧县城头山、河南灵宝西坡、山东泰安大汶口、辽宁朝阳牛河梁等遗址中,发现了高等级墓葬、大型中心聚落、大型高等级建筑、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址。这些考古发现意味着文明的曙光初现,之后,中华文明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。

  良渚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

  距今5000年左右至4300年之间,各地区的发展开始加速。黄河流域出现了甘肃秦安大地湾和庆阳南佐、河南巩义双槐树、山西襄汾陶寺、山东和苏北多处大汶口文化大型遗址等高等级聚落。这些区域在社会组织规模、社会结构的复杂性、文物所体现的文明成就等方面,都有进一步发展。尤其是长江中下游的平原丘陵地带,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基础,孕育出了成熟的史前文明,两湖地区率先出现城址林立的局面。

  以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为中心,考古发现有规模巨大的良渚古城、形似台城的莫角山宫殿区、瑶山和反山等王陵级的贵族墓葬与祭坛、西北部山区的高低水坝系统……这些都从不同侧面显示出绵延不断传承的文明形态,尤其是庞大的人口规模与次第有序的聚落格局,能够动员和组织的庞大劳动力量与技艺高超的专业工匠。这些情况表明,良渚呈现出向原始国家形态迅速发展的态势,为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提供了重要物证。

  黄河中游文明的兴起

  距今4300年至3800年的龙山时代,曾经发达甚至领先的长江中下游、黄河下游平原地区渐次衰落,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地区则持续繁荣发展,尤其是黄河中游开始达到史前文化与社会演进的又一个高峰。

  在以晋南襄汾陶寺、陕北神木石峁为代表的遗址中,考古发现了都邑性的庞大聚落、高耸的城址和深陷的壕沟、大型高等级建筑和贵族墓葬、玉石制品、漆木器和彩绘陶器等遗物,这些都展现出早期国家的图景。从西亚经中亚引进的黄牛、绵羊、山羊等大型家畜,与本土传统的粟作农业和家猪饲养等养畜业相结合,使太行山以西、秦岭以北的黄土高原地区获得了新的生产力,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,从而促进了黄土高原地区的社会发展。黄土高原地区的社会发展,也得益于积极吸纳周边区域先进的文明要素。例如,良渚文化的许多代表性玉器就传播到了晋南、陕北和西北等地。考古工作者在包括陶寺、石峁和西北齐家文化的一些大型聚落中,都发现了不少良渚式玉器。晋南陶寺大墓所体现的上层社会礼仪制度,受到了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直接影响。

  文化交流融合活力不断

  距今3800年至3500年的二里头时代,长江中下游、黄河下游等东部平原地区持续衰落。从东北燕辽、北方河套到西北甘青、西南巴蜀的“半月形高地”,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强势崛起,成为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标志。

 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,考古工作者发现有规整的宫城、成组的宫殿建筑基址、规划有序的网格状的城市道路系统。其中,官营性质的青铜、玉石等手工业作坊不断被发现,众多墓葬出土了大量华美的青铜礼器、玉器、漆器、陶器。与之前的都邑性遗址相比,二里头最大的特点,是出现了爵、斝、盉、鼎等青铜礼容器。以陶范浇铸等技术制作出形态复杂、种类多样的青铜容器,是中原夏文化独特的发明创造。包括大规模采矿、冶炼、远距离运输和多环节制作工序的青铜冶铸业,不仅仅是技术进步,还反映出早期王朝国家获取和控制重要战略资源、组织和管理庞大劳动力及国家层面“高科技”专业化生产的能力,更是新型国家加强礼制建设、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体现。

  中原夏王朝的崛起,正是汇聚融合周边地区先进文化与生产要素后进一步创新的结果。包括对北方牛羊畜养、南方水稻种植的广泛学习,对晋南盐业和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,将冶金技术与礼制建设相结合的发明创造,对不同区域制玉、用玉传统的广泛借鉴,等等。这些优秀传统,被其后的商周王朝发扬光大,中原文明的辐射地域不断扩大。考古中所发现的郑州商城、殷墟、周原、丰镐等商周都城的规模,比起包括二里头在内的都邑性聚落,面积大数倍乃至10倍以上。大型宫殿建筑、大规模高等级贵族墓葬乃至王陵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等,都是此前的历史阶段无法比拟的。商周时期还出现了成熟的文字。可以说,商周王朝将中国青铜文明推向高峰。

  正是夏商周三代王朝发展出的青铜文明,奠定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在中国早期历史中的重要地位,并成为整合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重要力量。至此,以中原华夏文化为主干,包括周边多个地域文化,形似“重瓣花朵”的中华文明体系初步形成。

  通过梳理可以看出,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是环环相扣的,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有着内在的逻辑和因果关系。

  正如考古学家严文明所言,中华文明能够连续不断地发展,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。中国周边有高山、大漠、草原和大海,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。这个地理单元又足够广大,环境多样,在早期容易形成多个区域文明。这些区域之间又很容易交流互动,彼此取长补短,各地文明的精华在区域间不断传播和发展。这种多元性保证了中华文明总能不断地推陈出新、保持活力。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,是在中国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、绵延不断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。同时,考古显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自史前时代开始就从未间断。中华文明的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,使其通过积极吸收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并创造性地发展、应用,不断增强自身发展的能力。

  (人民日报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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